基层立即响应

2019-06-20 07:25

此后,农工沪市党部委员会也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推定曾伟、申葆文、黄伦、李健生、胡淼年、许士林、万芸等七人组成。农工中央指派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曾伟担任沪市党部委员会主任委员。为实现“四干”会议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任务,全面展开活动。

随着白色恐怖的强化,沪市党部委员会采取秘密工作的方式,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日常工作由曾伟、申葆文、虞键、许士林、赵寿先负责。为了更好地隐蔽起见,把原定期发行的刊物改为不定期地发行。宣传品的刻写、油印和发行工作十分艰苦,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和打游击的方式。虞键曾在闸北永兴路申葆文家和杨树浦许士林叔叔家刻写蜡纸,在张骏、孙景询家也刻写、印刷过。在后期,因宣传品需要量大,手工印刷供不应求,常将刻好的蜡纸送到伍启惠工作的大明缮写油印机厂内秘密印刷。印好的宣传品,按组织系统分发,还通过各种途径散发到群众中去。在传送途中,随时有发生意外的危险,但由于同志们的机智勇敢,未发生过大的纰漏。

1948年5月,中共宁波地下组织朱嘉铭(周明)及陈嘉祐等十余人为叛徒出卖,在宁波被捕,解往杭州特刑庭。朱的爱人赵觉凡奉组织之命,找夏高阳设法营救。夏前往杭州,配合中共组织在特刑庭内外进行营救工作。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反动派有所顾忌,营救获得成功,使朱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其他同志的判刑也得到缓减。朱嘉铭等终于在1949年2月先后被保释出狱。

在发展组织的同时,编写、翻印了一系列学习文件、宣传资料,出版了党刊《沪讯》,努力扩大政治影响。党的中央对上海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帮助,章伯钧亲自为《沪讯》题了刊名,并写了代发刊词,章伯钧、严信民、罗任一等还经常为《沪讯》撰文。宣传围绕着党提出的中心任务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展开,着重宣传党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玩弄的阴谋诡计,同时积极声援工运和学运等。

1948年初,农工华东和上海的组织通过成员王兰亭与中共江苏武进县委蒋建桥、江南地委张志强专员取得联系。中共江南地委与武进县委向农工方面提出:如有农工成员或所联系的人士要到苏北解放区去工作或学习,可以由农工党保送,并由中共武进县委派吴鸿祥同志为联络员,与王兰亭联系,具体安排护送事宜。这样先后护送了五十人左右,其中包括教授、名记者、音乐家、舞蹈家等。后因王兰亭被捕,农工方面与苏北解放区联系中断,才停止向苏北输送人员。动员上海青年参加浙东解放区工作的,约有一百七十多人,主要是由虞键与中共浙东负责人马青联系的。

对虹口区公所(政府)的工作,先是由许士林负责搞组织基础。由王兰亭通过朋友关系,吸收了陈旭东、陈旭昌等数人参加农工党,组成小组。利用两陈与区长黄芝宇的妻舅关系,经常与黄联系,当黄表示愿意参加组织,就吸收他为成员。这个小组做了不少工作,如发给成员盖有区公所印章的空白身份证,提供农工民主党地下工作的活动场所,还掩护过起义人员祝更生的家属。

参与上述配合中共策反工作的沪市组织成员有曾伟、连瑞琦、王寄一、张云川、王一民、虞键、许士林、章师明、覃汉川、倪伟思、夏高阳、胡淼年等。负责与沪市党部经常联络的中共人员有吴克坚、何以端、胡静山、徐大可等。在策反工作中,沪市组织付出了沉重代价,市党部委员会主要负责人曾伟、虞键等在1949年4月5日因从事策反被捕,上海解放前夕遭到国民党枪杀。

此时,严信民在解放区见到周恩来同志,他带来中共的意见,希望农工抽出力量,在上海、南京、汉口等中心城市,做好对工商界的联系工作,并致力于保卫工厂,阻止机器物资拆迁转移,保护档案,稳住技术人员。为此,农工华东局成立了工商小组,由连瑞琦、胡淼年、万芸等组成,从事此项工作。

在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之际,农工民主党成员刘启伦从南京警察厅得到了《南京城防工事地图》以及南京警察厅的兵力和装备的情报,在军令部搞到了1948年国民党后备军力量的统计情报。这些宝贵的情报都及时地送给了中共方面,有利于解放大军横渡长江。

沪市党组织对历次群众运动毫无例外地及时给予支持,同时,党的基层组织和成员也能与群众结合在一起,共同斗争。通过接触,不少群众有了参加农工民主党的愿望,沪市党组织从中吸收了一些先进分子。经过不到一年的努力,在市区、郊区发展了近三百名党员,其中有工人、知识分子和少数农民。

1947年10月间,国民党反动派下令解散民主同盟,加紧迫害民主人士。11月,农工中央被迫从上海撤退到香港,沪市党组织全部转入秘密工作,农工中央驻沪办事处改组为华东局委员会,领导华东地区的秘密工作。

对常熟区公所(政府)的工作是由许士林领导的。该区区长王伯盘,是许的同学,许又曾在王创办的小学任过职。许发现王的朋友简恩霈可以做争取王的工作,于1948年吸收了简参加农工党。许又发现区公所下属的保干事徐加陵比较进步,而王想拉拢徐参加类似帮会的“虞社”,许就劝徐将计就计参加“虞社”。许又介绍徐和简见面,决定让简辞去原职到区公所工作。简和徐在上海解放前夕住进区公所,保护档案、财产,还使王打消了外逃的念头,终于将该区政府全部档案、财产交给了人民政府。

对于1947年5月、9月、10月上海数十万工人群众进行的罢工斗争和游行示威,沪市党组织给予了积极声援。在《写给工人同志》一文中,号召工人群众“团结起来斗争”。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等三人的“浙大血案”,党在青年学生中的组织和成员在各校组织了抗议浙大于子三烈士惨死事件的游行。

上海解放了,全国解放了,农工民主党成员感到欢欣鼓舞。到上海解放时,沪市农工成员发展到七百人左右。当年邓演达和其他先烈们梦寐以求、为之流血牺牲的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

依据中国农工民主党“四干”会议制定的“团结党员、扩大组织”的工作方针,沪市党部委员会除了有必要进行个别联系外,建立了小组制度,将成员分编在几个小组。于1947年2月、3月接连发出通告,指示今后“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把加强组织列为议事日程,各小组同志尽可能有原则地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对群众性的公开政治组织(如工会、后援会)尤须争取,以群众的面目与团体打成一片,从中发展组织,积极支持和推动民盟工作。市党部委员会还印发了《如何作一个模范干部》、《怎样进行组织工作》等多篇文章,对本党理论建设上的问题,以及本党组织路线问题作了阐述,指出,“本党是革命的政党”、“党的阶级基础是以农工为中心包括各个被压迫的平民阶级的党”。各小组还建立了会议制度、学习制度和工作制度。在小组学习会上,主要学习党的重要文件和时事政治。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市党部委员会决定在本市逐步建立沪东、闸北、沪西、南区、市中、浦东等六区组织,指派负责同志指导各区工作。以上这些制度的建立,为本党沪市组织的健全和巩固打下了基础。开始发展时,只有五十几个成员,力量较弱。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党提出抗日救国十项主张。1932年1月28日晚,19路军奋起抗击日军进攻上海,黄琪翔一面策动一些黄埔军校出身的成员,自动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义勇军编入19路军参加战斗。临时行动委员会暨南大学小组成员也积极发动各方面力量支援19路军。

早在国民党于1946年挑起内战之际,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就希望农工民主党协助策动国民党部队起义。农工民主党转入秘密状态后,逐渐开展了此项工作。经过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农工民主党配合中国共产党策动了一部分国民党正规军起义。由于策反工作异常复杂艰险,成果的取得往往是各方面力量配合的结果。策反起义成功的计有:西北军系统的赵寿山部和杨子恒(杨是农工中央委员,他的起义得到了组织的支持)部,傅作义系统的邓宝珊部,王耀武集团军的吴化文部,冯治安属下的张克侠(中共地下党员)部,88军马师慕部,驻防湘潭的康朴部以及江防233部队部分官兵等。对国民党地方部队策反起义成功的,有驻上海奉贤县的丁锡山部等。策动国民党部队投降成功的,有“忠义救国军”驻浙江上虞一部、上海市市长吴国帧的警卫长、上海保警一总队二大队施禅生部、三大队赵士佳部等。以上这些成果有助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于战局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还须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的伟大胜利,策反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

早期,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未成立市级组织,而是将成员编为四个小组,分别由鲁明山、李世璋、郑太朴、朱蕴山掌握,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学习理论,发展组织,开展青年工作,进行反蒋宣传等。1930年8月,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建立了以邓演达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同时在北平、上海等十余省市及香港成立干事会。上海由郑太朴、罗任一负责,共成立七个小组,主要活动领域是文教界。当时,邓演达常常亲自过问上海党务活动,上海组织活动很活跃。邓演达十分重视宣传和理论建设,在上海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和《革命行动》日报,亲自执笔写了许多重要文章,周谷城也经常在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浙东部队北撤,留在浙东坚持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处境异常艰苦,在国民党重兵围攻、封锁下,一度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时值寒冬腊月,游击队仍穿着单衣,给养、弹药、药品来源基本断绝,伤病员增加,情况严重。当时在上海河南路403号有一家烟纸店,是中国共产党浙东组织的秘密联络站,同农工沪市组织的虞键(曾任中共浙东行动大队长)、马星伟接上了头。沪市党部决定通过在沪的章伯钧转告周恩来,终于获得成功。这样,浙东游击队与上级指挥机关恢复了联系,摆脱了困境。同时沪市党部将浙东疏散来沪的行动不便的游击队伤病员和军属十余人,秘密安排在被服总厂及三分厂做工。还接受中共浙东党、军组织和苏北游击队的委托,设法购买武器、弹药、药品。买到的物资由我们护送到北站,交给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再由他们送到游击区。

沪市党部委员会成立近一年,出版了《沪讯》八期,单行文告等二十余种,并把在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和上海苏商出版的《时代》杂志作为党内教育读物。同时也注意到与各种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取得联系,互相支持,扩大了政治影响。

转入地下斗争以后,党的活动经费主要来源。一是靠党的中央变卖了联安坊11号的中央总部的房子后拨出的一部分经费,二是靠虞键的外汇收入,但为数不多,因此必须靠少数同志不定期地零星捐助。宣传经费异常拮据,连十分重要的文章也不能多印,例如由市党部委员会翻印的毛泽东同志重要论著《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几十人的一个基层小组只能分到一两本。在这种情况下,动员基层自己出钱、出力翻印,有时无力翻印全文,可摘要翻印。基层立即响应,有的成员自己买蜡纸刻写,有的成员把刻好的蜡纸用图钉嵌在木框框架上,然后用小扫帚代替滚筒刷印。

在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工作时,突出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取得一些成果。

继辽沈战役后,人民解放军于1948年11月发起了淮海战役。国民党预感末日将至,命令机关、工厂销毁档案,拆除工厂机器,搬走重要物资,并胁迫工商界人士南下。

1947年5月间,各地学生普遍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继5月20日南京学生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殴打后,上海的复旦、交通等大学参加爱国民主运动的同学也有很多人被特务打伤。党的沪市组织当即发表了《我们对学潮的看法》一文,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文章说:“这次学潮首先提出反饥饿,但主要的还在反内战”’,“对于学生的正义行动,我们是百分之百同情的”,“今天青年的呼声,乃是全中国人民的呼声”。党的成员还于五月二十八日发起组织“妇女界后援会”,募款法币一千万元,慰问受伤学生,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运动。

1933年因大部分党员离沪赴闽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运动,上海组织活动中断。1935年临时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实行抗日、联共、反蒋的方针,党名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恢复了上海党的组织。

1947年2月,党的中央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会议发表宣言,指出“今日急需获得民主”,“当权政党的利用外援进行内战,使美帝势力遂愈加深入,吾人势必拒之”。主张“全国同胞及民主党派共同推进团结,实现和平统一,建立独立富强之国”。

沪市党部委员会指示工委会把护厂斗争作为中心工作。工委会当即在有农工组织或成员的中纺厂、申新厂、顺昌面粉厂、恒丰纱厂、联勤总部被服厂等工厂中进行了动员,印发了《工人怎样迎接胜利》等小册子,号召职工“为迎接全面解放而努力”,介绍巳解放的城市如唐山、烟台的护厂、护电、护车的经验,在群众中提出“护厂第一,护厂活命”,“工人不离机器”等能为大多数群众所接受的口号。在上海解放前夕,工委会还调集可能集中的力量进行护厂。值得一提的是,联勤总部被服总厂(是一个拥有一万五千余职工的规模相当大的军需工厂)完整地保护了下来。

在向工商界人士宣传时,沪市党组织反复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公私两利、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些宣传,有助于一些工商界人士了解共产党政策,解除疑惧心理,许多人放弃了抽逃资金物资、拆运机器的念头。

1931年8月邓演达被捕,11月遇害。全国各地都有骨干被捕,组织的损失十分严重,但后人并未退却。党的上海市组织工作曾经一度由漆琪生等负责。党的中央由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负责,以上海作为联络中心,出版邓演达遗著,编印秘密刊物,号召同志们继承邓演达遗志继续奋斗。

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党全面展开抗日救亡活动。黄琪翔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在上海指挥作战,杨逸棠、方应霖等许多成员参加战地工作。上诲沦陷后,党的上海市组织负责人几乎全部转移内地,留沪党员寥寥无几,以致只有个人活动,组织活动很少。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构迁沪,成员逐渐返沪。起初,约有二十余人,以聚餐等形式经常保持联系,交换政治意见和情况。1946年9月,党的中央指派郑太朴在沪指导工作,与连瑞琦申葆文、胡淼年、谢小奇一起联系老成员,办理总登记,筹备重新建立党的上海市机构。

沪市党部委员会根据形势的变化认识到,只有以武力为联合政府扫清道路,成为民主斗争的主要形式。当中国共产党号召群众配合人民解放军大反攻,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而奋斗之际,沪市党部委员会明确提出自己的任务就是“建立中国人民自己的政府——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人民自己的武装”。坚持斗争,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一些宣传活动。

解放军渡江后,上海有部分富商大贾、达官贵人准备南下。沪市党组织对有联系的对象做了工作,还大量印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城市工商业政策》、《新民主主义的工商政策》等文章,由虞键、申葆文等秘密塞到各个邮筒,通过邮局寄给国民党军政机关、工商企业以及一些社会人士。

1948年初,国民党反动派接连制造了“—·二九同济血案”、“二·一舞女请愿案”和“二·二申新九厂血案”,沪市党部委员会组织群众集会抗议,印发多种传单向社会散发。1948年5月,党在上海学校的组织还配合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联合各校发动上海各大中小学师生举行抗议美帝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

策反失败或局部成功例子也是不少的。如策动52军反正,不幸失败。

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国民党于一九四七年二月迫使“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的代表叶剑英等撤回延安,同月又迫使中共驻上海等地的代表全部撤回。面对国民党当局剑拔弩张的情势,农工沪市党部委员会加强党内学习,以提高与统一党员的认识,着重全面分析国内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坚定成员胜利的信心。同时,向社会发出号召,当前“吾人所急需努力者为三事:(一)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二)保障人权,争取自由民主与党派合法地位;(三)保障国权,反对任何国家参加内战”。积极动员群众起来阻止国民党倒行逆施的做法。

根据斗争需要,沪市党部委员会相继成立了工人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工委会由许士林兼任主任委员,为了加强基层组织工作,在全市成立了东、南、西、北、中和国民党后勤部被服总厂等六个区级中心小组,每区负责人领导若干小组。在被服厂沪北分厂、徐汇区警察局、虹口区政府内分别成立小组,在郊区的顾村、大场、嘉定也成立了小组。青委会由赵寿先任主任委员(赵是中共党员),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协助下,在青委会内成立了新青年联合会,作为党的外围组织。新青年联合会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大夏大学、美术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中国机械学校和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开展了活动或建立了组织,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学联”组织保持经常联系。宣委会先由徐力任主任委员,后由焦伯荣兼任。宣委会除印发党的文件、传单外,主要是印发新华社消息,翻印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章和毛主席论著等。

在解放军直逼上海市郊时,沪市党部印发了《劝国民党军士兵起义》、《告人民书》、《迎接解放军》等多种传单,并将这些传单发至该地区所有机关及各个学校。

对市警察局也做了一些工作,联系了一些人,主要有何倍荣和陆大公等,请他们保护警察局。后由王寄一把关系介绍给中共华东联络局吴克坚,由吴克坚派萧大成具体做工作。结果,警察局在临近上诲解放的日子里,在维护治安、保护枪支等方面,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上海解放前夕,王寄一对上海提篮桥监狱监狱长也做了工作,劝他保护政治犯,不要离开大陆。当时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司令陈大庆曾三次下令立即将政治犯押送舟山,该监狱长却以必须得到高等法院正式同意为理由,拖而不办。这主要是因为中共地下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农工民主党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党名先后改过几次。初创时称中华革命党。1930年,党的创始人邓演达回国,在他亲自主持下,改组了中华革命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社会上被称为“第三党”),提出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独裁,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等主张。1935年11月,召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转为公开,于武汉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中国共产党方面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同志出席指导。1947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